当年清华国学院极盛之时，聘有四位导师，皆为一时之选，这就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赵元任。
　　且说四位大师，学术造诣自然博大精深，而且工于对联，对此他们各自都有不少为人称道的佳作，这里则只介绍他们撰写的四副挽联。
　　四位大师中资历和名望最有分量者当属梁启超了，以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学术的贡献，被聘为国学院导师是情理中事。他与康有为亦师亦友的关系以及他们二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的篇章，都注定了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因此他对康有为的评价自然也格外为人们关注。1927年，康有为在青岛驾鹤西行，作为弟子的梁启超率众在北京举行公祭，其为此而写的一副挽联就颇为人们称道：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残；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

　　上联写时局之坏，国将不国，谓康有为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幸事，不会看到神州陆沉之悲剧。下联颂康有为之功绩，称其逝世对中国文化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于悲伤中见师生之真情。
　　1922年，沈曾植去世，沈为清末著名诗人和大学者，与王国维交谊甚厚，王一向引为知己，自然对其逝世悲痛不已：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此联除却些许过誉之辞外，应当说是对沈曾植的盖棺论定，充分表现了王国维对好友的深刻理解和怀念之情。从中也可看出王国维对时局和对传统文化之命运的担忧，为其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果然，不出数年，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那是1927年，王国维51岁。
　　王国维的自尽，引起了陈寅恪的无尽悲伤。陈寅恪坚持认为，王的自杀绝非人们所认为的是因为什么个人恩怨或经济原因，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辛酸的悲剧结局，也是对当时那混乱的时局和世风日下之现实的抗议。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至于赵元任，由于是语言天才，在撰写对联方面常有令人叹为观止之作，其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为好友刘半农撰写的挽联：

　　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上联中之“双簧”指的是新文学运动之初刘半农和钱玄同的一件得意之举：当时《新青年》虽大力提倡白话，却很少有人注意。为引起争论，钱玄同即化名为王敬轩，把旧文人攻击新文学的意见集中起来，写了一篇文章，《新青年》遂以《王敬轩君来信》之名发表，然后在同一期上由刘半农以本刊记者的名义对这些攻击言论逐一进行批驳。两篇文章一发，果然有效，旧文人见此纷纷出来对新文学指手画脚，其中最著名者就是那位林纾老先生。至于下联中的“数人”指的是赵元任、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成立的一个“数人会”，成员都是“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多是研究语言的著名学者。所谓“数人会”的意思是用《切韵》序的一句话，即“吾辈数人定则定矣”，因为当时这些专家的主要工作是确定国语罗马字的方式。而下联中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则是刘半农所写之最为人们熟悉的白话诗的题目。就整体而言，作为挽联还是很精练地概括了死者之一生功绩的，但下联好于上联是很明显的，其好处在于既自然得体，又巧妙地把刘半农最为人们熟悉的诗句嵌入其中，将怀念老友之情与对其才气的称赞融为一体，浑然天成。